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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收录】“纪念何乾三、蔡仲德学术研讨会”综述(2006年)

作者:admin 来源:admin 访问统计: 更新时间:2011年02月22日 02:58


“纪念何乾三、蔡仲德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琦整理

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中国音乐美学学会、肖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纪念何乾三、蔡仲德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30日上午九点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主任李起敏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著名学者丁东;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家及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韩钟恩;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家:于润洋、张前、潘必新、王次炤、周海宏、邢维凯、宋瑾;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学家钟子林(何乾三之夫)、姚亚平;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学家和云峰;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会长黄旭东;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田力;何乾三的学生修子建、蔡仲德的学生苗建华、邓四春;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此外,美籍华人欧阳美伦女士、久居香港的毛宇宽夫妇、星海音乐学院关伯基教授等不能到会者也为此用亲笔书信和越洋电话以示纪念。   

李起敏老师首席发言,他认为何乾三、蔡仲德两位教授举世睹目的业绩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受到历史的珍视; 在何乾三教授逝世10周年、蔡仲德教授逝世2周年之即开此纪念性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教育界具有典型意义;虽然他们灵魂中可贵的精神、无法用文字记录的东西永远地走了,纪念死者是为了鼓励生者;我们更应该关注已进入了耄耋之年的老教授,我们要在他们生前关注他们、研究他们,少一些历史的遗憾。   

随后,宋瑾老师向大家介绍何乾三、蔡仲德两位教授的生平简介。接着由到会者一一发言,无论他们慷慨激昂还是潸然泪下,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议始终充满着无限的温馨和缅怀之情。   

下文将按照发言者身份(即文化界学者、同事以及他们的学生),大致介绍他们的发言内容。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与蔡先生交往时间较长,他主要从三方面回顾蔡先生治学上的客观严谨、追求真理,为人上的正直清明、不畏权威。他认为蔡先生的著作证明了他是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开拓者,甚至站在中国音乐史领域的最前面,这是中央音乐学院建立起的学术上的历史丰碑;蔡先生对《乐记》的研究,虽有争论,但他是在经本人做过很多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立看法的;《声无哀乐论》也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问题,此书很难懂,他较早地做出注释,嵇康的思想基本上是受批判的,而蔡先生的贡献在于他结合了魏晋玄学,嵇康的书的确是带有玄学的著作,因此蔡先生的注释是权威的,今后再研究嵇康,将很难超越蔡先生。其次,蔡先生的研究超越了中国音乐美学的领域,在去世的前几年,他非常重视音乐与人生的关系,《音乐与文化人本主义的反思问题》一文就体现了他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他为冯友兰先生编写的近100万字的年谱,细致至极,是对冯友兰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他不是为了编年谱而编年谱,他认为编年谱的意义在于为公正客观的评价提供一个信史;他特别提出作为亲属研究冯友兰时一定要做到“不蔽功、不隐过、不掩是、不饰非”,绝对实事求是,绝对忠于史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他对冯先生实现自我、迷失自我、回归自我的学术历程概括可以看出他对事物的客观态度,他认为这三个阶段不是个人学者的三个阶段,不仅反映了冯友兰的个性,更多地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与苦难,这是这代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的普遍性。最后,李中华教授特别提出他对蔡先生的学术勇气和不惧权威的赞赏:蔡先生批评自己岳父、批评郭沫若对《乐记》作者的定论、与李学勤等人辩论等等,在学术性上很有说服力;讨论五四问题时,他批评王元化,批评海外的权威,他肯定“五四”在文化与思想上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热起来的时候,他并不盲从传统,这正是蔡先生在学术研究与学术视野中辨证关照的结果。   

丁冬先生与蔡先生的交往是因出版冯友兰年谱开始的,因此丁冬先生也以肯定冯友兰年谱的学术价值为开场白。他认为冯友兰年谱不仅实事求是,并且是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写成的;其中的每一年都先介绍历史背景,可见作者那种博大的关怀,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换都在作者的心中。由此,丁冬先生提出年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体裁,但目前学术界不太重注年谱这种体裁,其它需要很扎实的学术功力。由于蔡先生的士人格研究,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研究与丁冬先生的研究范围有重合,丁冬先生就着重谈论了蔡先生在“士人格研究”方面给他的深刻印象:(一)蔡先生对蔡元培的的评价与以往不同,认为蔡元培是五四运动主帅,陈独秀、胡适是先锋,他在谈到蔡元培的贡献时明确地指出,蔡元培提出的“学术独立、教授治校”等办大学思想在今天很有现实的意义。(二)蔡先生把对顾准的人格研究列入到高校课程中,难能可贵。而顾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对民主政治的深入研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更早的法国革命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都没有超过顾准,蔡先生讲顾准是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也体现他独道的学术眼光。(三)李慎之的去世被认为是中国知识界的损失,大家要写文章纪念,蔡先生当时的身在病榻,却还是写了一篇很有感情和力量的文章。丁冬还谈到蔡先生与他这样的小字辈的平等交流、与他在学术上的执着交往,他认为蔡先生的著作与观点不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散;很多早年参加129运动的80多岁的老人,认为蔡先生对冯友兰学术三阶段的概括也符合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许多人真诚地认同他的概括。最后,丁冬先生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经历的苦难、战乱、运动,使知识分子要保留独立思想,自由意志更具重要意义,否则“士”就不成其为“士”,蔡先生的“士人格研究”课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上是两位中国文化界代表人对蔡先生的评论和缅怀,下面是音乐学界对何乾三和蔡仲德在治学和为人方面的回顾。   

首先,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同事发言。于润洋教授深情而冷静地说,每逢提到他们两位,心里很难过,但更多的是骄傲与欣慰,他们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评价;音乐美学学科作为现代学科比较新,需要花大力气投入建设,他们二位恰在改革开放这20年的关键时刻做了大量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对学院的发展、中国音乐学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和他们走过的路,将随着历史向前越来越重要。于润洋谈到,除了何乾三的风华正茂、政治热情、朝气蓬勃以外,最令他敬佩的就是她对学术的执着,包括从她由钢琴专业转学音乐学后又教授艺术概论,到她在四十多岁还全力与张前、潘必新到北大听课;从她奔走呼号找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呼吁建立音乐美学学科,到她为了学科发展,于五十多岁后还带病先后两次出国学习,在翻译音乐美学原著的同时与二十几位国际知名音乐学家交流等等。于润洋先生认为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学者的执意追求,他本人也一直被这种执着精神所鼓励;他认为何乾三的学术成果不容质疑,多年来讲授西方音乐美学史课程,写了很多文章,她的不懈追求永远教育着后人。谈到蔡先生,于润洋非常敬佩他的批判精神,特别是他对音乐美学史之外所做的研究,浸透了更多对现实与历史的理解,他所开设的“士人格”讲座,不仅仅讲学问与历史,他是在实践自己的人格;他表述着他的苦闷与痛苦,对于五四的问题,即使不认同他的观点也不能不认同他的精神;他在校内外的演讲也被人注意了,而音乐学院做出一流表现不仅反映了中央音乐学院美学教研组的品格,更是何乾三和蔡仲德的珍贵品格。于润洋还提出从兰州音乐美学年会到现在的10年间,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超过《中国音乐美学史》;随着时代变迁,大家会越来越看出蔡老师学术的影响;蔡老师做学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一味地称赞,他甚至敢于提出提出对国家发展不利的观点,直言不讳地写出“向西方乞灵”这篇文章。 最后,于润洋表示,唯一纪念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还能够做些事情,做一些他们没有做完的事。

接着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另一位元老级人物张前教授发言,他提出大家要学习何、蔡两位崇高的人格,缅怀他们对音乐美学学科的贡献。(一)学习他们的宽广视野,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与音乐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何乾三在学生时代就立志搞音乐美学,蔡仲德在附中教语文的时候就关注音乐美学的研究。事业在他们心中是神圣的,而非追求名利的手段,他们把思想精神与美学精神融汇到自己的血液中去,后来的20多年来,兢兢业业,是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和音乐思想作为学科建立起来。(二)学习他们那种非常踏实、认真的精神。何乾三的身体不好,开始涉及音乐美学研究时已经46岁了,并患有癌症;她编写基础性的资料,为音乐美学的条目做了许多工作;后来主攻西方音乐美学史,也关注现实的音乐美学问题,有些成果,对今天仍然很有意义。蔡老师在中国音乐美学史方面的功底更好一些,古文基础扎实,水平高。他的两个大部头《中国音乐美学史》和《中国音乐美学注释》获得国家大奖,这是很高的学术成就,资料注译中的每一个标点,都是经过反复的推敲。张前还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老同学——星海音乐学院关伯基教授为纪念何、蔡两位而写来的情真意切的书信,信中深深地表达了他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音乐美学专业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景仰和对何、蔡过早离世的痛惜。最后,张前提出,事业的发展不单靠个人,而是靠一个集体;何老师和蔡老师不惜生命,做出他们最大的努力和超常的发挥,何老师没有做完西方音乐美学史,蔡老师对二十四史等文献中的关于音乐美学的内容还没有完成,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把自己的事业搞好;另外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如何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传统音乐的审美经验结合起来?如何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审美思想?如何通过第一手资料将西方音乐美学史的重要的时代、人头落实?再如音乐美学与现实音乐生活结合等等;要克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失语状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何教师与蔡教师的精神能够永远地承传下去。

潘必新教授也是最早与何乾三一起奋斗在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他把何乾三比做深圳的有名建筑“奋进牛”。他回顾了何乾三从报考音乐学系到拉张前与李大士共同成立音乐美学小组,再到与于润洋、蔡仲德、王次炤共同建立教研组,甚至到后来小组内部为攻关外语进行分工,再到《哲学家、音乐学、美学家论音乐》的出版,还有他们集体翻译的9个国家百科全书中的音乐美学条目以及集体编辑的8集油印音乐美学资料等过程。他特别有感何乾三在自我充实与自我提高方面所做的努力,回顾了她在广播电台学习英语和在北大学习哲学与逻辑学以及几次忍着病痛,在美国边打工边进修的情形;他很欣赏她为学术研究,大胆将被打成右派在行政处扫地的杨光老师调到教研室搞俄语翻译的胆识,以及她携教研室所有成员对曾共同工作、后长期卧病在床的李大士那种家人般的关怀。潘必新把音乐美学的教学集体比作一艘航船,何乾三是发动机,于润洋是舵手,大家是船上的兄弟姐妹。最后他自豪地总结,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的良好风气包含着何乾三的人格魅力,音乐美学教研室在何乾三这个发动机的推动下,从82年开始举行音乐美学系列讲座,当时西方音乐史泰斗级人物张洪岛先生认为中国音乐史上应该为此记上一笔;1984年音乐美学学科正式成立;1993年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何乾三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功不可没,她对推动全国音乐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王次炤教授是当年音乐美学教研室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他坦言虽然于润洋是自己的主课老师,但其他老师也都同样关怀他,感人的事情太多,何乾三和蔡仲德老师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又不尽相同。他对何乾三老师在80年代中期出国前把所有的学习材料、笔记、手稿、译稿全部交给他以及在整党活动中,何老师在那样公开的场合表现出的高尚人格难以忘怀。他回忆起何老师从不在背后议论任何人,在别人说了很不合理的话的时候,依然保持沉默;他评价她是永远把痛苦留给自己,让别人欢乐的一个心胸开阔的人。谈到蔡老师,王次炤说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他明辨是非与真理。王次炤至今仍对95年去香港开会时,蔡老师对他的一篇文章当众严厉批评,会后又用整晚时间校正错误的情形记忆忧心;另外,遇到因学术观点引起政治猜忌的问题时,蔡老师那种从来没有任何紧张、坦然地表达自己看法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也令王次炤十分敬佩。他提出,只有这样的精神,才会使学校的正气树立起来;他相信音乐美学教研室的精神,蔡老师明辨是非的精神和何老师宽容豁达的精神一定会发展下去,音乐美学教研室、中央音乐学院、国家都会向前迈进!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副会长黄旭东先生代为转达了毛宇宽夫妇的电话内容。毛宇宽夫妇读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第三期发表的两篇纪念文章,他们一边看,一边流泪;何乾三与蔡仲德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学院的老师,在做人与做学问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值得现在的人,特别是学生学习;毛宇宽特别强调,现在大陆内地有的地方的学风不正,而何、蔡两人在治学上的勤奋、刻苦与他们不顾自己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开这个纪念会就是要让学生学习怎么做人,做学问。   

上海音乐学院的韩钟恩教授同时以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的身份宣读了他为先前因不能到会而准备的文稿,他主要站在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和音乐美学学会发展的角度上来缅怀两位教授。(一)何乾三和蔡仲德两位教授在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音乐美学学会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后辈人汲取和学习;何老师孜孜以求的风范、蔡老师追求真理的人格一直伴随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成长,并且深深融会到我们的教学和治学中。(二)在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和学会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存在着他们相当数量的个人印迹,而且可以作为学科建设和学会发展的标示,耸立在我们的历史里程上。(三)步入新世纪的之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风范和人格还将会发扬光大;在他们离别的这些年里,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对外交流的增强以及更多后备学人的不断涌现,学科建设和学会发展都有明显进步;虽然从更高要求上看,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但只要我们在“孜孜以求”和“探求真理”的感召下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登临新的学术高峰!   

中国传媒大学曾田力教授回忆起她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因接触音乐美学而与何乾三老师的密切接触。她把何老师在她获得初级感受时给予她的那些指引,视为人生中非常幸福与珍贵的东西。她说音乐美学最接近于艺术的真谛,可以让人想要追求一些很真诚的东西。她认为,何老师他们做的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崇高伟大的事情,音乐美学的思考是一种繁重的心血消耗与灵魂煎熬,虽然不被社会知道,但最有份量。她谈到蔡老师在美学会上的几次发言令她震撼,她觉得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没有了,要想保持自己的学者心态,好象必须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开这样的纪念研讨会,两位老师的形象更鲜明,现在社会上更需要这些。   

曾在音乐美学教研室担任俄文翻译的杨光老师发表了何乾三顶着亲近右派的风险将他调到教研室而使他重获新生的感言,而在 1978-1988这此后10年的相处中,教研室所有人对他的保护、关怀和爱让他今生难忘。他回忆起做翻译工作时,何乾三像老师一样帮他选材、校对;教研组每年到李大士家聚会两次,一个友爱的集体就是这样一直互相激励着向前的。蔡老师也是每出一本书都会送给杨光的,杨光特别提及蔡老师为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献给爱人”这句题记,而导致这本著作压后出版两年的事情,他评价蔡老师有一种强烈的“坚持”意志,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最后,杨光表示非常遗憾他们不在,但又觉得他们还是活在这些人的心中,并且自己的心里总会因为何乾三和蔡仲德这两个人的热情、真诚以及对人的信任,而保有着一种隐隐的慰籍。

中青年学者周海宏、邢维凯、宋瑾都曾在学生时代选修过蔡仲德老师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士人格研究”课程,他们三个人分别以阅读文稿和直面交流的方式缅怀老师。周海宏以题为“逝去者的永存”一文回顾了他与蔡老师从师生关系到同行同事的段段时光。周海宏认为蔡老师所展现的“学术良心”、“以群体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舍生取义的生命价值观”最终使他成为“人本主义”的斗士;虽然他的学术成果无人能企及,但他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围绕着一个真正的核心,即如何使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老国度尽快走向现代化,如何能够使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体成为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蔡老师的“士人格”研究突显了“学术、人生、社会三位一体”的清晰脉络,每一个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在身体力行地在自我人格塑造上遵循着蔡老师的要求,来实现蔡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蔡老师留下了理想与失望,也留下了继承他理想的学生,他们正努力地把蔡老师的理想传承下去。邢维凯说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事就是听老师上课和参与教研室老师间的争论,这种快乐无法言表的,工作忙碌了,更怀念这种氛围;因为人们的心境与外部的环境都需要这样的氛围,这是大家追求的理想。他还提出成功的定义就是“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了自己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蔡老师与何老师都做到了这一点,并且留下永不泯灭的印记,希望青年学生能够把蔡老师与何教师的精神和美学教研室的传统接续下去。宋瑾也感言于在教研室讨论学术问题时那种无须掩饰、直截了当,即使观点截然不同但友情丝毫无损的风气;他特别以自己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的亲身经历说明这里完全不是某些人于某年的兰州美学会上所说的那样,在搞大国沙文主义;他对蔡老师生前所显露的“要为坚持‘士的人格’忍辱负重,在没有选择时就不惜生命”的节操以及蔡老师因教研室成员对某个学术命题争论不休而发出一针见血式的质问时所体现出的学术上的睿智,充满敬佩之情。

苗建华、邓四春作为蔡仲德的学生,主要回顾了在学习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对老师的认识。苗建华特别强调蔡老师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心给她带来的影响;强调蔡老师几十年来为研究学术而起五更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他甚至于查出癌症后的两年间,在病床上完成了近100万字,《音乐之道》已经出版,《艰难的涅磐》等都是在生病期间完成的。苗建华谈到,蔡老师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有很多考虑,虽然9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转型了,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多于音乐美学,但他对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拓展是有很多想法的,蔡老师甚至提出他对佛教美学思想涉及很少,他特别希望以后的学生做出一些成绩,来丰满中国音乐美学史。邓四春讲了两个内容:(一)蔡老师在教学、做学问方面的严谨。讲孔子前的音乐美学思想时,蔡老师要求他在一周之内,阅读所有的古文原文与史料并及相关研究;然后分析每种思想有几种观念,持赞成与反对态度的依据是什么。由此可以看出,蔡老师的史学与美学研究都必须以研究资料作为基础工作,他还要求要看没有标点的、繁体竖行排版文献,然后再看其他学者的研究性文章,最后才是自己的研究,这样才能做到掌握史料,言之有故。另外,蔡老师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但准备注译却长达9年,可见他那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精神。(二)他对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展望。他也分析了自己,他讲他是学中文的,对音乐方面的事情是门外汉,在音乐本体方面先天不足,希望学生们以后把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拓展一下。他在去世前经常谈论一个问题,中国音乐美学史是否能与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音乐美学框架。最后,邓四春表示他现在也尝试做这样的努力,他的博士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音乐的标题性,主要从意向的角度谈音乐特征与审美特征,并希望自己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作为对蔡老师最好的纪念。

修子建站在学生的角度,分别从“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的研究的毅力;平易随和的处世态度;节简朴素的生活习惯”四个方面缅怀何乾三老师。钟子林作为何乾三的爱人,首先向会议的组织者以及参会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然后分别以生活中的两个小例子来描述何乾三老师在他心目中的记忆。大家从中深切体会到,何乾三老师是那样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人。   

听了大家的发言,会议主持人李起敏老师感慨万千,“要说的话、要回忆的事太多太多”。他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没有传统的文人相轻、只有互相鼓励和支撑的教研室中工作了几十年;这个集体“老中青”的组成模式在全国也是少见的;集体中的关爱、智慧、力量更是大家共同形成的。他提出“纪念何乾三、蔡仲德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个温馨的缅怀的会,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会;何乾三、蔡仲德的精神,代表了音乐学院积极向上的情怀,特别代表了音乐美学教研室这样一种有气象、有骨气、有自尊的集体情怀;何乾三、蔡仲德的学术精神锤炼了学术的方向与积极向上的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上的勇于创新,他们晚年的业绩有足够的云雨形成一个落照,每个人在这个落照中看到了自己,让自己更加努力斗争;何乾三、蔡仲德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干预的精神,无论是表现为锋芒不露的出市精神,还是表现为锋芒毕露的入世精神,都实在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在这里缅怀他们的意义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他们的灵魂与音乐美学教研室的精神将在后继者身上得到了继承!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尽职于音乐美学事业、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缅怀之余,苗建华老师、李起敏老师、周海宏老师分别向大家介绍关于出版“蔡仲德纪念文集”、“何乾三纪念文集”的相关情况,以及将冯宗璞和欧阳美伦两位女士各自的捐款合并再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国音乐美学奖”的第一笔基金的有关事宜;钟子林老师提出,希望能够拿出这笔基金的一部分,出一本外文版的中国音乐美学文集,让国外知道中国音乐美学届所做的工作,他还殷切希望青年学生加强外语学习,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下午四点,部分与会者合影留念,会议结束!   

2006年7月3日   

[文章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网站http://dept.musicology.cn/Article/societies/aesthetics/200608/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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