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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收录】蔡仲德学术研讨暨追思纪念会纪实(2004年)

作者:admin 来源:admin 访问统计: 更新时间:2011年02月22日 02:52


蔡仲德学术研讨暨追思纪念会纪实(2004年)  

叶明春 整理  

背景:蔡仲德教授生于1937年2月26日,浙江绍兴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工作。1983年由于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文献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成绩被调到音乐学系担任教学工作,直到2004年2月13日下午4点37分,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不幸离开人世,享年67岁。

按照蔡仲德生前所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的传统,借纪念蔡先生逝世100天的机会,举办了蔡仲德学术研讨会。会议的规模不大,但与会者大都畅所欲言,对蔡仲德的学术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蔡仲德的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简单的回顾,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蔡仲德先生的怀念之情。  

2004年5月23日上午9点至11点半,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主办的“蔡仲德教授学术研讨暨追思纪念会”在本院图书馆二楼第二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音乐美学教研室主任李起敏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音乐美学教研室潘必新教授、周海宏教授、邢维凯教授和宋瑾副教授,蔡先生的夫人宗璞先生和他们的女儿冯珏,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教授,音乐学系梁茂春教授、陈自明教授,安平副教授、汤琼副教授,音乐学院候凤山大夫,蔡先生的学生苗建华、叶明春、邓四春、何艳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单纯先生,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王仁宇先生,以及西城区人大领导付振武和二龙路人大领导张立等30余人。  

本纪实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整理者希望这步工作有助于有更多的人了解会议的内容,关注蔡仲德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他的学术贡献,并以此表达对蔡仲德先生的无限怀念。  

李起敏: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蔡仲德教授学术研讨和追思纪念会”。蔡仲德先生到今天为止刚好逝世100天。在这个日子里,在这个时间举行这样一个追念他的研讨会,是十分有意义的。蔡先生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在这里召开追念蔡先生的纪念会,是发扬音乐学系的传统。  

这几年我们送走了蓝玉松先生、何乾三先生,今年又送走了蔡仲德先生。我们举行这个会议,这是怀念我们的同事、朋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对他们学术的进行研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和鞭策。  

首先请原音乐美学教研室主任、原音乐学系支部书记潘必新教授讲话。  

潘必新:我和老蔡是华东师大的校友,同时还是老乡,我们都是浙江绍兴人,老蔡是我的学长。我认为老蔡是优秀的教师,也是成功的学者。我在任教研室主任期间,教务处每年都要发对教师的考察表,我看到每年学生对老蔡的反应都是一致的,有的学生说如果教师要评一流的话,老蔡堪当一流。可见他的学德成绩反映非常高。我听过他的课,他非常善于教学,他的课就像北大讲《红楼梦》的吴祖湘教授一样,一堂课下来,几乎就可以对红学研究的学派和基本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接触过的会讲课的人除了吴祖湘之外就是蔡仲德了。他讲嵇康与《声无哀乐论》,一开始就讲钟会,钟会既崇拜嵇康又不敢接近嵇康,钟会就远远的将他的著作丢给嵇康,希望嵇康能看它。老蔡通过这样的例子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老蔡讲课非常生动,非常会讲课,学生对他的课都非常赞扬。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他的著作有许多部,都得到社会的公认。我们都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我们来思考:老蔡何以成为这样的优秀教师?何以成为这样的优秀学者?下面我就这两个问题谈谈我的思考,希望与大家一起借鉴蔡先生的经验,我们共勉。  

我认为老蔡之所以成为优秀的学者,我想有两条:一是在专业方向的选择方面;一是在科学研究当中表现的精神和风格。  

我先说第一条,老蔡在专业方向的选择。老蔡是1981年到我们系的,他来到我们系后,我就和他商量,能不能和我一起把美学或艺术概论的课担当起来,他说让他思考思考。事后,他说:我还是愿意新开一门课,那就是《中国音乐美学史》。我从分到音乐学院后就搞美学,在专业上有寂寞感,那时,缺少人商量,这个专业就是要探讨才能碰得起火化,搞研究的人是寂寞的,我想把老蔡拉过来,我们两人一起来搞,我和老蔡既是同学又是老乡。最后,老蔡他选择了“中国音乐美学史”。现在证明他的选择是非常英明的。为什么呢?他充分考虑到这样能够发挥他的能力。他调来我们系的时候,在《乐记》研究方面就已经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因此,他的治学就集中到音乐美学史方面。一个人的专业与他的志趣相一致的话,就会成为巨大的动力,能够乐此不疲,不作为一个苦差事,他选择这个专业是与他的志趣相一致的。

第二条,他选择的这个专业,把他自身的能力,自身的优势中分得发挥出来。老蔡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对中国古代文献非常熟悉,有比较殷实的古代汉语分析技术,没有这两条是很难下手的。他是1960年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调到我们系就已经教了十几年的语文,以他的特长来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发挥他自身的优势是十分有利的。

还有一条,我觉得他有他重要的客观条件。他背靠大树,他的岳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得到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亲自指点,能够利用冯友兰先生丰富的藏书,这是客观条件,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是学术研究方面具有规律性的一条。老蔡能每天与国学大师请教,客观条件上,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在这种主观的努力加上客观的条件,老蔡才能成为这样知名的学者。  

老蔡在科学研究上的精神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非常扎扎实实研究风格。这在他写《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前出的两本《音乐美学资料注译》就充分的表现了出来。这两本书看完之后就可以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从先秦到明清的音乐美学发展线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从这两本书来看,其中所做的爬罗剔抉的工作是一目了然的。这可以看出其中所花出的精力。老蔡奉行言之有据,他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之所以难以撼动,足以证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的,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就是有这样扎实的学风。

此外,老蔡本身就是一个活图书馆。他对音乐美学文献的熟悉程度几乎是随口说出的,这种能力使老蔡写了具有开创性的《中国音乐美学史》。此外,老蔡的独创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康德“天才论”的对“天才”的定义是:“天才”的最大特性就是独创性。从这个角度讲,老蔡就是一个天才。他出版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论》、《中国音乐美学资料注译》和《中国音乐美学史》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开创者的地位。

我觉得以上几点是我与老蔡同事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我的研究中我以他为榜样。我的这几点感想与同学们和老师们共勉。我就讲这样几点。  

李起敏:下面请蔡先生的博士生叶明春简介一下蔡先生的学术大事记。  

叶明春:我现在把这段时间对蔡先生学术大事记的梳理工作做一个简单的汇报。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尽可能陈述简略一点。  

本大事记的整理依据是蔡仲德先生的日记摘要和蔡仲德先生发表过的文章、书著的检索,以及对部分相关知情者的访谈。虽然不能说是全面记述蔡先生经历的所有学术大事,但可以说是目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收集得到的资料以及所能够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呈献为这个“学术大事记简编”。因此,我的题目就是“蔡仲德学术大记事简编”。  

先生在《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一书的“后记”中说“1979年我42岁,开始了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历程。”学界有误以为先生是从1979年才开始涉足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但通过本“大事记”的编写工作,我们认为先生实际上从1974年1月便开始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工作了。这样就可以把先生从42 岁开始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说法向前提到37岁。请大家来看1974、1975、1976年蔡先生的学术活动,其中由中央音乐学院集体编著的《〈乐记〉批注》一书中收录了先生执笔的《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一文,应当说使蔡老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能力崭露头角。

先生在日记中说他在1980年2月“开始重新研究《乐记》”。是不是先生认为,在这以前的《乐记》研究都得重新开始,先生说他42岁开始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这是一个疑点,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可以肯定的说,先生在80年代已经开始全面展开对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他的音乐美学文章几乎集中在1980年至2001年之间,如《乐记》研究、《声无哀乐论》研究、“和律论”与音乐的存在方式论争等有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论文。

据日记记载,蔡先生是1985年9月在音乐学系开设“中国音乐美学史”课程的。在这以前的教学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的注译与教学工作。

与李曙明、牛龙非“音心对映论”、“和律论”的论争是从1988年开始的,这次论争来来往往一共17篇文章。此外,关于《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论争应该是从19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也就是说,郭沫若从1943年发表《乐记》作者的“公孙尼子”说,当代有杨荫浏、吉联抗、吕骥等持这种观点。蔡先生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对“公孙尼子”说提出质疑并作出了全面的、充分的论证,提出《乐记》作者为西汉刘德和他的门客所作的著名论断。  

1987年2月完成《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一书初稿,至1991年出版。这本书所花时间是8年,这本书2004年出了增订版,增加了5万余字。1987年3月开始《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的写作工作,1991年6月完稿,51万字,历时三年。此书于1993年在台湾出版,1995年在大陆出版,现在从03年9月开始已有增订版发行。

1991年11月构思《士·文化·人》系列学术讲座。1993年开始第一讲,这门课后来成为蔡先生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后来因故改名为“士人格研究”。先生在2003年10月重病期间一直向教务处申请开设这门课,开了两次课之后因身体实在不支,才不得不由李起敏老师来接替。  

1994年他的精力逐渐转向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系列学术讲座,影响很大。 1995年至2001年先后在香港及全国各地讲学,影响波及到除音乐学届的其他学术领域,如冯学、中国文化学等其他领域。有些文章如《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回到蔡元培去—论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及其意义》、《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以及《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的人本主义思考》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01年先生生病后一直以带病之躯坚持学术研究,从2001年2003年比较重大的成就有《陈寅恪论》、《再论关于冯友兰思想历程的几个问题——答刘奔、忧有学先生》、《论教育家冯友兰》、《再论关于冯友兰思想历程的几个问题——答刘奔、忧有学先生》等论文。2002年5月24日在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举办题为“我看陈寅恪”的讲座。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从2001年-2002年连续两年先生带病期间还坚持招收硕士和博士生,而且还把课堂设在病榻旁,这种精神一直让我们感动不已,成为催我们上进的动力。  

总的说来,先生致力于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研究,到2004年2月13日先生去世,整整三十年的时间。这期间先生涉及的学术领域至少包括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音乐美学、中国文化学、中国哲学等众多领域。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建构、士人格研究以及冯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正如潘必新老师和黄旭东老师在蔡先生的悼词中所说的,先生的去世是中国音乐美学界、中国哲学界甚至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本“大事记”对蔡仲德先生的学术生涯作了简单的梳理工作,愿借今天先生逝世100日追思会,表达对先生的无限怀念之情。同时也希望这步工作为学界更进一步的了解或研究蔡仲德先生学术历程有所帮助。  

李起敏:由于会议时间限制到11点-11点半之间,所以得对每一位的发言时间做一些限定,每一位发言限制在5分钟左右。下面由梁茂春教授发言。  

梁茂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之所以抢先发言,是因为我还要干开另一个会。  

蔡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师长,也是我们全家尊重的师长。所以我也代表蔡良玉和我们的孩子梁雷表示深深的敬重之情。我们在蔡先生去世的时候写过一幅挽联。这个挽联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挽联是这样:荡荡胸怀我行我素滴血凝成中国音乐美学史恢宏巨制存天地;铮铮铁骨独往独来倾心求索华夏千古士人格皓首穷经赍志殁。我就想从这幅挽联说起。蔡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和中国文化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90年纪念我与蔡先生参加北大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活动,蔡先生在文化学界的影响实际上比在音乐美学界的影响大得多,他的很多哲学的思想,文化学的观念在哲学界和文化学界引起争议,就是说有他独到的见解。“荡荡胸怀”是指蔡先生本人的人格,一种崇高的,高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特色的人格。这种人格非常具有魅力。这种人格体现在他的课上和生活上,这种人格就是荡荡胸怀,这种人格非常透明、正直。“我行我素”,就如潘必新老师所说的蔡老师在学术上具有独到的见解,独创性的思路,在学术上他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凡是他写出来了的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文章,他都要给我一份。我当然也会把我的意见非常坦率的告诉他,但他始终坚持他的意见。我感觉到有时他虽然有一点偏激,甚至有一些固执,但他这一点是他学术的性格,“我行我素”。当然,无可怀疑他在中国音乐美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用他心血凝成的煌煌巨制《中国音乐美学史》,这本美学史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架的最外一层,我有时间就翻阅,每翻阅一次必然有新的收获。这本著作的学术的力度是非常深厚的,蔡先生所花的功夫是惊人的,这本著作可以说在音乐史上将永远放出光芒。这是一个开山之作,也是一个最大的学术成果,在当代音乐史,在当代音乐美学史中间具有崇高的地位。“铮铮铁骨”这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品质,在任何巨大的压力之下,包括学术压力,以及在最严重的政治压力面前,蔡先生表现出“铮铮铁骨”的真正学者气度、真正学者气概,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珍惜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渗透在蔡先生的学术思想中。他的学术思想的中心点,或者说“基点”就是关注人,关注中国人,关注中国人当代的生存条件,以及如何发展中国人生存的条件,这样一种中心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研究音乐美学文献、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文化,以及研究冯友兰等中得到贯彻,这就是蔡仲德的人本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在哲学界影响是很大的,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他提出的冯友兰“三段论”的结论,影响非常大,争议也非常大,给他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但蔡先生始终坚持了他的这一点,“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他“倾心探求千古士人格”,这个路子还是一种人本主义,还是一种研究人,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个问题他花了巨大的力量,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收到了他最后给我的《陈寅恪论》。就陈寅恪,这是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对陈寅恪的研究各方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蔡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与众不同观点,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蔡先生留下了可贵的,这种“我行我素”“独往独来”,“荡荡胸怀”“铮铮铁骨”的学术品格,是我们永恒的一种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今天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李起敏:现在请社科院宗教所的单纯先生发言。  

单纯:蔡先生的主攻方向是音乐美学,在这方面我谈不了那么多。我主要讲蔡先生编的这个“冯友兰年谱”,还有这个同志的“年谱”(按:指“大事记简编”)所涉及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格问题谈一点体会,因为我做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冯友兰思想。当时选冯先生的这个课题我就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来想想王蒙的一个评价就很有意思,王蒙说意大利国家发起电子数据世界文明博物馆,要选几个具有文化功底的大国推荐一些人进入这个博物馆,王蒙先生选了十个,其中最后一个就是冯友兰。选的十部著作大致是《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全唐诗》、《红楼梦》、《鲁迅全集》,九本,最后停下来了,他说:“我曾经想过生意正浓的陈寅恪,但是我没有找到陈寅恪的代表作。我也想过顾准,但是顾准的观点在西方人看来也不过常识而已。想来想去,我只能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因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可以体现中国四千年、五千年文化的优秀成果,就此而言,非这本书莫属,所以他把这本书推荐进去了。实际上通过研究冯先生的这个思想可以折射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的一个巨大成果,通过这个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生活的这个时代。我在美国去查一下二十世纪末编的一本哲学百科全书,这本书是2001年编出来的,看看到底中国二十世纪哪些人可以称作哲学家,结果只发现了三个人:第一个是康有为,第二个是毛泽东,第三个是冯友兰。我看了注解,把康有为之所以选进这个选集,是因为康有为代表了一个新旧交替,是第一个提出把西学用来改造中国传统思想的人。“康梁变法”,它的意义主要是一个政治信号。那么,毛泽东,他是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实际改造中国社会的人,这是从政治这个角度考虑。如果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真正可以拿到世界上做贡献的哲学家,那么,就是冯友兰,冯友兰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是西方批判形而上学之后,又重新建构形而上学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哲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形而上学。在我们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哲学目的就是要批判形而上学,这让西方人大惑不解。这就像要改造食品一样,要提供食品的价格,就要首先否定它的营养成分,这是不可思议的。冯先生的整个新理学思想体系就是要回顾这个东西,在维也纳学派批判的形而上学之后,还可以建立形而上学,怎么建,由冯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建构的办法。我在美国教书用的是美国的哲学教材,里面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批判的形而上学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了。发掘工作不是由西方人做的,是一个中国人做的,不过这个中国人受到了西方两大哲学体系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冯友兰。  

冯先生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刚好是美国,也是世界两个顶尖级哲学流派交锋的地方,一个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即以杜威为代表的那个学派,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蒙泰特,李德杜利皮他们这些人。这两个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冲突的流派,一个是以科学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一个是认为形而上学可以给科学主义的许多矇点透一些光。科学有很多的矇点,比如科学把生态给破坏掉,科学的发展把坏境给破坏掉,注重人的物质发展,把人的心灵破坏掉等等。这是科学主义的矇点,怎么样从形而上学上给他们找到支撑点,这是蒙泰特他们的企图。当时,冯先生去美国学哲学,就问过胡适,说:“我到美国去学那个哲学好?”,胡适就说:“你学旧哲学,你就到哈福大学,你要学新哲学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冯先生说:“我学新哲学。”这样,冯先生就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到了两派对立的这里面,他们两派的人都欣赏冯先生,后来有人说,你是怎么回事?这两个对立的派别的人对立的评价都非常高,而且,你吸收了两派的思想。冯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科学主义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形而上学是真理本身,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他两派就不冲突了。他就是在这上面创造了新理学,在那个时候冯先生就有这样高的成绩,所以,现在西方人在找20世纪对形而上学有贡献的人时候,还是把冯友兰列了进去,以至于有很多人不知道冯友兰是中国人。冯先生的这个贡献在40年代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50年以后冯先生不搞者个东西了,一直到他80岁以后才又回过头来,这中间有二三十年的空档。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很多人搞不懂的地方。在看到蔡先生的“年谱初编”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这个转变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背景在里面,我们要真正了解冯友兰哲学思想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就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而这个背景是蔡先生所提供的“年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我记得,这部书出来以后,我在《读书》上写了一个书评,题目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记”,通过这个,这不仅仅是冯先生一个人,整个思想界在这100年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蔡先生就是在占有充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来写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他分成三个阶段,说早期冯先生“实现自我”,他的新理学的创立有永久的价值,之后,有二三十年创作的高潮,冯先生的贡献简直就不能与他的前期相比。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那个时期,管你懂不懂,都用马列主义来改造,都用马列主义来重新写,走了一个弯路,这个弯路按蔡先生的说法叫做“迷失自我”。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环节上丢失了,后来,冯先生80岁以后又有一个回归历程。冯先生很了不起,他有一个“晚年”,80岁以后又能再来创作,继续创作,这是很了不起的。与他同时代的大哲学家基本上50年代以后就断了,像金岳霖、熊十力这样一些人,包括汤用彤等。因此,真正有一个辉煌晚年的人,就是冯友兰。所以,一般人未必能活到那样大的年龄而不愿做,而一般人活到那样大的年龄而未必有那样清晰的思想,如果能活到那样大的年龄又有清晰的思想,未必有那样的胆略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现在看来只有冯友兰先生才是这样的人。从蔡先生的“年谱”里可以清晰的知道冯友兰的思想历程,通过冯友兰的思想历程可以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这100年的思想历程和转变。  

我老早就听到北大的学生和年轻老师跟我讲,他们跟冯友兰先生接触接受到的影响,我总觉得这些话很亲切,我不知道有没有文字上的材料。就说:一个人在中国不接受高等教育将是一辈子的遗憾;接受高等教育而没有进北大也是一辈子的遗憾;而进了北大而又没有上哲学系也是一辈子的遗憾,进了哲学系而没有跟冯先生学习,这也是一辈子的遗憾。这说是说冯先生一个人,通过冯先生这一个人折射出100年中国思想界的历程,通过这100年又折射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我看蔡先生编的年谱不仅仅是讲一个人,而是讲了这100年中国知识分子艰苦的历程,甚至折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程。所以,我认为蔡先生的许多新思想都可以在这样一个框架来重新发现,被挖掘出来。如蔡先生对胡适的评价,他给我讲,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到现在大家慢慢认可了。以前人们认为,“五四”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就是鲁迅,他们都代表了民主和科学,进一步讲,他们都代表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个思想。那么,你仔细想一下,实际上,共产党执政之后就没有“五四”这个精神了,没有这个批判精神了。那么,这个源头追溯到这几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代表的,被变成一个政治现实之后,这个思想的活力就没有了。蔡先生认为这个源头应该到更前的蔡元培时代。因为这些人,包括左派右派的人都可进入北大,这是因为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所以,蔡先生说“五四”的旗手应该是蔡元培,思想主流应该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这样看回归“五四”,不是回到陈独秀、李大钊,当然他们也有贡献,他们的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大的背景,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来了,包括现在能够重新评价市场经济,重新评价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些都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而是在蔡元培的思想体系之下的东西。所以蔡先生把“五四”的精神归结到蔡元培的思想,蔡元培是“五四”的主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现在评价“五四”都慢慢曼都倾向于蔡仲德先生的这个评价。后来,我也发现西方大学者有一个大的参照系,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能看到的,这个参照系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他们忽略这两个参照系来评价“五四”运动,评价蔡元培。这个思想可以作为蔡仲德先生对于“五四”的评价的一个佐证。如杜威的思想,杜威来北大访问的时候,看到北大对当时中国的气氛,对中国文明的转折点的启蒙作用,他说蔡元培,拿世界任何一个大学的校长与比,或者拿一个名专家来比,都可以找到一个,如拿哈福大学的校长、柏林大学的校长、波恩大学的校长,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些大学都是他们那个学科或他们国家顶尖级的大学。但是,你要找一个大学以一个人的身份改造了一个大学,而这个大学改造了这个民族的思想气氛,改造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找不到,只有蔡元培一个人。实际上,这为蔡先生评价“五四”运动,评价蔡元培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我就讲这些,谢谢。  

李起敏:蔡先生继承了冯友兰,不但作为一个学者,不但为学术的兴趣而研究学术,而且还积极的参与人民代表的工作。下面请西城区人大副主任发言。  

西城区人大付振武:谢谢,音乐学院的领导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参加纪念蔡仲德教授的学术会议,同时,我代表西城区人大向蔡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刚才听到各位的发言,使我更加深了我对蔡仲德教授的理解,有了更深入的感受。蔡仲德教授从1994年和2003年担任西城区第11届和第12届人大代表,在这期间,蔡仲德教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西城区人大的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付出了许多心血。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94年,他在西城区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蔡仲德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对大会主席团的人选进行逐个分析之后,对人选的年龄、专业、党派、级别等进行研究,提出了改善意见,从结构上更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个建议是很多代表想都不愿想的。这个建议引起了区里面领导的重视,责成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之后,我曾到教授家里去拜访,我觉得我们工作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要改起来也需要一个过程。教授表示能理解,但是教授始终坚持他的意见,教授的这种作风在许多代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那以后,我们根据教授的建议在我们的工作中都做了明显的改进。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几次会议全体代表举手表决的时候,教授一个人表示不同意。事后,我曾经问过教授意见究竟在什么地方,教授说:“我所反对的不是表决的内容,而是表决的方式”。他说:“一个代表大会把几十个民族绑在一起举手表决,这种方式不科学。”这个问题,包括全国人大都做了一些改进。还可举一个例子,在1999年1月第12届第一次会议,讨论增选一位人大常委,人选很明确,是人大常委主任人事调整,西藏的主任不是常委,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增选按照地区差额,而蔡教授不计较个人得失保证了选举的顺利进行。通过这些事情之后,蔡教授在西城区人大代表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在今天的纪念会中,我觉得人大代表是蔡教授一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经历。蔡教授在学术上德高望重,很有成就,在人大工作中非常朴实,他的许多提议,都是在充分分析研究之后提出来的,不是贸然的或感情上的因素。另外就是认真负责,有的代表对这些问题看出来了,但不愿提,蔡教授看出来了而且提的仔细。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周年,全国人大和北京市要搞一系列的活动。人民代表大会走过的50年,其中包含了蔡教授的心血。我的发言暂时到此,谢谢。  

李起敏:下面请冯宗璞先生讲话。  

宗璞:(先生悲伤不已)从2001年10月19月,仲德生病,得到各方面的关心,音院师生、学校上下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西城区电话问候并到家里和医院看望的。我记得他做手术的时候,学校师生几十个人在那儿等着,我印象至今很深,以后他病两年多来,大家的关心个支持从未少减。今天这个会,大家对他一生的成就,对他的人和学讲得很全面很深入,对我也是一个教育。今天我只能说,我感谢大家,我和我的女儿深深的感谢大家。(说着,要站起来)我应该站起来给大家行一个礼。……,不说了……。  

李起敏:请苗建华把外地的一些朋友、专家们的唁电给大家念一下。  

苗建华:我这里有三份唁电和电子邮件,我给大家念一下。首先是许在扬先生的唁电。许在杨先生曾经编过蔡先生的书。他是这样说的:  

宗璞先生:  

惊悉蔡先生于2月13日遽尔仙逝,不胜痛悼!去年在北大医院病榻前一面,不意竟成永诀。造化不明,逆行至此,哲人其萎,令人扼腕!中国知识分界将更其寂寥,呜呼哀哉!惟蔡先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将与世长存,光照永远!  

衷心切望宗璞先生并各位亲属节哀,为时郑重!  

许在扬敬上  

另一位是蔡老师《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一书的编辑李章的邮件,他说:

蔡仲德先生是我所敬重并崇拜的人,他的《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一书是我编辑生涯中最重要、最幸运的一次相遇,我至今感谢他挑了我做他的责任编辑,给了我一个学习并分享中国音乐美学史领域丰美果实的机会。当初我曾轻佻地劝他将书名改为“音乐之道”,而他坚持用“音乐之道的探求”,两字之差,却让我后来每每想起就脊背出汗。他在病中和我反复讨论书的封面,竹林七贤图、底色和字体,均为他的亲选,他这样的认真和郑重,我想他是认他们作朋友的。书稿中的疑问,他更是有问即答,有疑必解——我极惊叹他辗转病榻手无底稿却脱口而出,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电话里他的声音在我心中依然清晰。

蔡先生的音乐理论书没有一点儿理论腔,这也使我这个音乐理论编辑受益匪浅。他治学树人,手中有他书的每个人都会感到有压力的吧,尤其鞭策后进,勉励后学,甚至有着双重的意义——这从该书的快速销出令我很欣慰地作如是想。我与蔡先生虽接触不久,不多,他给我的影响恐怕会很多,很多。从他没有理论腔的书中和他这个没有花架子的人那里,我感受到了他人格与文品的魅力,以及这魅力的长久和重量。这是我应该再次向他道谢的。  

我也曾经这样想,有了那么多有分量的著作,蔡先生应该是满足的,坦然的,幸福的,乃至完全可以潇洒面对迎向前来的嵇康他们——他那些神交已久的朋友! (2004年5月18日)  

下面是黄旭东老师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一下:  

宗璞老师、小玉你们好!  

到会的老师、同学大家好!  

今天这个追思会,我因故不能参加。我的有些想法,在与老蔡亲人的通话中,已简单地说了一下。现在我想以书面的方式,再说几句,以表达我对老蔡的哀思。我与老蔡同窗四载,毕业后一起分配到音乐学院,直至他辞世,共事44年,加起来将近半个世纪。对老蔡的熟悉,了解,对他一生的道路,对他的思想,对他的追求的理解,在音乐学院里,可以说莫过于我。老蔡的成就,贡献与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音乐研究方面,难能可贵的是还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我已应某刊物之约,正在写一篇纪念老蔡的文章,真正怀念老蔡的朋友不久一定有机会读到。  

纪念逝者是为了活人,是为了今天的事业。(5月23日晨)  

李起敏:下面请远道来的朋友,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室的王仁宇先生发言。  

王仁宇:《冯友兰年谱初编》已经出版了好几年了,在这个期间,蔡先生一直在做年谱长编的准备工作,并着手收集了很多材料。 因为先生生病需要有人帮助做这一工作,南阳师范学院冯学研究所委派了我来协助,我12月6、7号到北京拜访蔡先生,当时,他身体很差,但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见到先生以后,先生开门见山给我谈冯友兰年谱的事。我也给先生说,我由于还要回去上课,只能在今年年初才能到京着手这件事。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开学之后,我办理京进修手续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先生就这样走了,我们俩的事还没开始呢。  

我是搞西方哲学的,我对先生的了解是从《陈寅恪论》开始的,来到北京后,读到了先生的手稿《艰难的涅槃》之后才感觉到蔡先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有非常深的功底,先生的思想可以说可以映射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今天,通过对先生大事记的了解,我对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又有新的了解。  

先生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蔡仲德与冯学研究》,我认为蔡先生从编撰年谱和编篡《三松堂全集》,以及对冯友兰现象的提出和对冯友兰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他继承了冯友兰思想的精髓和文化使命感,并把它发扬光大,直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我也决心继承先生的志愿把《冯友兰年谱长编》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能不能对得起冯先生,能不能对得起蔡先生,所以,我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帮助。我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和动力。  

谢谢大家。  

李起敏:下面由原党委书记陈自明教授发言。  

陈自明:我和老蔡认识是他分到学校以后,时间很长了,那时我还是右派,还没有当党委书记。老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有一次他从楼上跳下去,伤着腰,不能动了,有人把他抬到楼上。当时我在音乐研究所,我住在音乐学院,但是我那派都没有参加,我是比较超然的,对立面说他是反革命,他本派的人不敢来照顾他。我呢,跟他们没关系,所以我就来照顾他,直到他弟弟从上海赶来。我非常同情他,那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们把他抓起来,然后,他从楼上跳了下来。我很同情他、关心他 ,我们俩关系非常好。我常到他们家去,认识了冯先生。后来,我当党委书记,工作太忙,来往就少了。但是我们一碰着还是很亲切的,我们是患难之交嘛。  

老蔡从事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大出我的意外。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后来转到音乐学领域,开创这个学科,真是不简单。我想原因是他的古文学功底好,另一个是与冯老先生朝夕相处,聆听教诲,还有宗璞,大文学家在旁边,我觉得这也不是偶然。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老蔡勤恳,长期的勤奋,没有勤奋,再好的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建树。我今天很吃惊,我还是有点儿孤陋寡闻,做党委书记时间太长,后来研究世界音乐。当然,他的主要著作他都送了一份给我,他的研究,一个是广,一个是深刻。他涉及中国音乐美学、中国文化学,一直到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评价、思考。我建议能不能把他的书和文章收集起来,编一本书,叫“全集”也好,叫“选集”也好,我觉得非常有益。音乐美学是他的主要成就,但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这部书应当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这个工作能不能由我们学校或者那一个单位来承担。我希望能从这一部书中全面的了解蔡先生的思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百年来的遭遇,并以此来思考我们现在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同意蔡先生的说法,我们应该“回到蔡元培去”。  

此外,我对老蔡的人格是非常佩服的。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话不谈的,而且我对他的思想是非常了解的,他的思想没有什么的,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用知识分子正直的气度来考虑,不用去考虑是不是得罪哪一个人,或者是得罪上面。我觉得他这种正直的、真实的表露自己的思想和立场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当然,老蔡因此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所谓上面。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保护自己的教师。包括对李春光的保护,蔡仲德受到上头的指责,学校都出来保护,这很好。蔡元培就是保护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我知道有的地方可不是这样的,如前不久,有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点言论就受到指责。我觉得老蔡在学科的开创工作中,成绩是非常突出的,他的人格也是值得大家学习和敬仰的,我要继续向他学习。我虽然年纪比他大,但是他居然先走了,我觉得很可惜。希望把他的文章和书收集起来出一部全集,这是最好的纪念。我希望宗璞他们保重身体,谢谢大家。  

李起敏:谢谢陈自明老师。  

您的建议,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尤其是音乐美学教研室、音乐学系有责任对有贡献的学者的学术著作编一个全集。蔡先生的学术著作人格魅力,每当我们的同事,或者校外,甚至海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提起来都是感动不已的,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召。提起蔡先生,我们在感情上很难自己。他去世的时候,有同学打电话长达5分钟的时间泣不成声。所以他的人格魅力感召着我们,有好多话,我们一天两天很难说得清楚。下面请各位自由发言。  

苗建华:我来说几句吧。  

蔡老师是我的恩师、(激动不已)是我最敬仰的老师之一。  

我第一次见蔡先生时我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硕士的时候。中国音乐学院请蔡先生去作了一次讲座,当时讲的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方面的内容,全场都震惊了,蔡老师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硕士毕业之后,一直到1998年蔡老师第一次招收博士才又见到蔡老师。我是跨专业考过来的,当时我想,能够投到蔡先生门下那应该是非常荣幸的。我给蔡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要考你的博士,我是学古代音乐史的,是跨专业过来的”,蔡老师没有嫌弃我,在3月中旬的时候,蔡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俩可以谈一谈”,这是我第一次与蔡老师面对面的谈话。但真正跟蔡先生接触是在1998年9月入学以后的学习期间。所以,从1998年3月到蔡先生去世这个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与蔡先生的接触,他这个高尚的人格和他渊博的学识足以让我受用一生。对蔡先生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从现在来讲,时间还比较短。我现在来简单讲一讲,我作为一个学生,我眼中的蔡先生。蔡老师是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精神的倡导者,也是这个精神的奉行者。蔡老师的每一篇文章从不重复,每一篇文章都有他独立的看法。这种独立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在他的学术中、在他的做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我曾经向蔡老师请教“知行合一”的问题,蔡先生告诉我,从传统文人来讲,很多文人都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有一点必须做到,那就是讲真话,所谓讲真话分为几个层次,他说在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有的人不敢讲真话。你也可能不敢讲这话,但是你首先要做的最好的是你可以讲你想讲的话,你不要讲你不愿讲的话。那么,在特殊的背景下你一定要做到,你可以不讲你想讲的话,但是,你绝不可以讲你不想讲的话。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蔡先生在他的学问与做人中也一定是奉行这个原则的。所以蔡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与做人中,一直奉行的就是这种独立意志、自由人格的精神。比如他的《向“西方乞灵”》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我们都与他讨论过这篇文章的标题,讨论这篇文章的标题与这篇文章的内容的关系,建议他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换掉,但是蔡先生坚决不换,他就是要这样做。所以,蔡先生说真话的精神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直是这样的。  

蔡先生一直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是生命的人。从刚才叶明春编写的“大事记”中可以看到,蔡先生三十年的学术成果足以让人惊叹,其用功之勤,其成果之丰,不单单是我们后辈,我觉得我们所有搞音乐学的学者都是应该为之感动的。我跟明春说过,我说我看了这个“大事记”,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惭愧。而且,从2001年蔡先生生病以来,直至他去世,他的成果也是非常多的。他的成果包括了《音乐之道的探求》、《中国音乐美学史》的修订、《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的增订,还包括待出版的文化学论文集《艰难的涅槃》,以及《陈寅恪论》这篇重量级的论文都是在病榻上完成的,这个精神让我们感动。先生还给我说,他感到很惭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给社会的贡献少了,而且还给家人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我说:“您只要好好的活着就是给社会巨大的贡献,就是给中国音乐美学界的巨大贡献。”

蔡先生还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比如在他去作CT的路上,医生已经告诉他病情都已经确诊了,但是,他给我说他一定要去学院上课,他说我给你们一周的备课,下周我一定要去上课。我说您不要去上课了,他说:“不行”。我们说服蔡老师,我们说:你还有小玉,你还有冯老师,你要好好治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蔡老师才没有坚持要去上课了。他的责任感,表现在生活中,表现在课堂上,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在对社会的关注上。刚才梁老师说了,他有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以人为本。蔡老师对我,包括对明春、邓四春和何艳珊和李浩说过,他说:“我总结我一辈子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就是一句话,那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我们作为学生来看蔡老师,蔡老师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刚才给大家念的李章老师的电子邮件中所说,他每次在电话中与蔡老师校对书稿中的问题,蔡老师在没有底本的情况下,对所有文献都是脱口而出的。我曾经问过蔡老师,我说:“为什么我比你年轻,我使劲背都背不了那么多,你为什么看都不看而且还那么清楚准确?像你那样,我做不到。”蔡先生笑着,轻描淡写的对我说:“看的时间长了,也就记住了。”  

所有听过蔡先生课的人没有不被蔡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所感动、所折服,音乐学院的硕士博士,特别是音乐学系的几乎没有不选蔡先生的课的。那么,对于蔡先生来讲,他非常关心后学,我自己就是直接的受益者。蔡先生病了以后,让我来接他的课,他呢,他非常不放心,他说你没有在音乐学院讲过课,我说我会认真备课,而且我已经有15年的大学教龄,应该没有问题。在我上课的前两天,他每天都要打一两个电话,问我:“你的课备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是怎么备的。然后,我上课的那天上午,不到7点,他又打电话来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已准备好了”,他说:“你不要紧张。”讲完课以后,马上电话又响了,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感觉很顺利。”由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学生关心的程度。很多事情我自己都想不到,但蔡先生替我想到了。对音乐学院很多学生,咱们许多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很多都送给蔡老师看,蔡老师从不拒绝,而且对其他专业学生论文的认真程度毫不亚于对自己学生的要求。蔡老师是非常严格的老师,我的论文是蔡老师逼出来的。我跟蔡老师说,如果我知道那么累的话,我都不想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在后记里我说改了十稿,实际上改了十二稿。其他的学生,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仔细的改,他们给我说:“蔡先生给我们看论文,真是比自己的导师看的还要仔细。”另外,蔡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仅仅如此,他还鼓励创新,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他要问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说:你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还是不要写,不要人云亦云。在我三年的学习中,甚至在后来的工作中,蔡老师对我都非常关心,他自己都重病在床了,他还认真的为我修改论文,一有问题就打电话叫我过去。所以,蔡老师的去世,对社会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公民,对学术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好学者,那么,对我们来讲,决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而是失去了一位亲人,蔡先生的学生都把蔡先生不仅作为老师,而且作为亲人来看待的。  

在我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我眼前“过去”,但是,我是眼睁睁看到蔡老师离去的。  

人去思想在。对所有蔡先生的学生来说,整理和继承蔡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使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明春整理的“大事记”仅仅是这些工作中的第一步。我代表蔡先生所有的学生说一句话,对蔡先生仅仅说感谢,是不够的。  

谢谢大家。  

安平(举手,示意要说话):我来说几句。蔡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它对学生的关怀令我十分的感动,如他的学生邓四春硕士毕业分配到我们继续教育部工作,说实话,我是看在蔡老师的面子上来接受邓四春在我们部门工作的,我想蔡老师看重的人应该是没错的。又如,蔡先生重病期间还给我打电话,要我都给一些时间给他的学生学习,说实在的我是尽我的所能,尽量照顾邓四春多有一些时间用来学习。我为蔡老师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俗话说,连自己都难保了,还想到别人。因此,我觉得作为蔡老师的学生应当加倍努力,继承他的成就,至少能对得起蔡先生。  

另外有一件事,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就是刘月宁的丈夫被误判的事,这件事是蔡老师站出来作了多方的努力使这件事得到公正的判决。此外,蔡老师不但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蔡老师是非常动感情的人,我有一次观察他发言,你说,他激动在什么程度?他的嘴角都在颤动,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真心,用真诚来跟你说话。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宗璞老师和他们的女儿表示最诚挚的慰问。蔡老师的为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楷模,我们大都要向他学习。我接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叶明春:我来补充一点,去年10月11号,蔡老师不顾家人,包括他的学生们的劝说,毅然决然的回到学校继续开课,这门课,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士人格研究”。在第一次课中,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四位同学应该记忆犹新,蔡老师非常激动,一节课居然有四次流泪。他说:你们都知道,我是教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我为什么不顾家人和多方的劝阻回到学院给你们上课?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觉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作为现代化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具备三种品格,一是超越的精神,二是干预的精神,三是独立意志、自由人格。他还说,他开这门课就是希望音乐学院的同学应当在借鉴先贤的人格,率先使自己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这门课据我们了解,全国,包括北大、清华,还没有那一所大学开设这门课。蔡先生在去年10月,在他的病情十分严重的时期,间隔一个星期上了两次“士人格研究”课,最后因体力不支而跟李起敏老师商量,由李起敏老师来接替这门课,他希望李老师把这门课一直开下去。  

事后,我对宋瑾老师的一句话感触很深。宋老师说,在生命满载的时候,哪怕多加一根稻草都会……,  

宋瑾:船已经满载了,哪怕多加一根稻草都要沉下去的。  

单纯:这叫集雨沉舟。  

周海宏:我说两句吧,很短。我来之前曾设想过今天这个会,不要太悲伤。今天说到这里,主要是我觉得蔡老师的理想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怎么样做得更好。  

我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谈,关于人格呵这些都不说,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学生,蔡老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能不能传下来,这个,我自己特别关心。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有一次,一个学生的论文,觉得不好,后来这个论文通过。我当时非常生气,通过是奇耻大辱。如果蔡老师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不觉的、迫不得已的,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变得非常的乖巧,这种变化你自己就浑然不觉。所以当时这个论文通过,我当时我自己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学术的理想的那个精神支柱都要倒了的一样的感觉,毕竟是这样一个激励我奋进的这样一个集体。当然蔡老师没有参加这个答辩,所以,我想,蔡老师现在也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留下来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蔡老师想做到的事情融化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做人当中去。当然,我想谈一点,最重要的一点,谈何容易?也许大家今天在这里大家谈到蔡老师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感慨,非常非常的真情。但是一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变成了,不是蔡老师所希望的,我想我说的这点话呢,目的是与大家共勉。  

张伯瑜:我今天有这样几种心情。我首先感到欣慰的是我能成为蔡老师的学生,我现在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知识都是从他那儿来的;第二种心情是毕业以后留校,成为蔡老师的同事,能与蔡老师共事也感到欣慰,确实学到很多东西;第三种心情,我为音乐学系失去这样的好老师而感到惋惜。好的老师是学校的财富,学校的支撑,中央音乐学院各个艺术学科齐全。我们音乐学系与别的学院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学科齐全,而且每一个学科都有带头人,每一个专业老中青结构较为合理。蔡老师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强的领头人,这实在是令人惋惜,在全国来说,能够替代蔡老师地位的,现在来说,还没有。好在蔡老师培养了许多学生,在座的就有好几位,希望蔡老师的学生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来。

我们搞音乐学的也好,搞学术也好,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创建,能够创建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能够认可。现在已经出现的理论有很多,但是真正完善的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还是很少。所谓完善或影响应当是世界范围内的,比如讲蔡老师这本书的,开蔡老师这门课的,在蔡老师以前,还没有。现在这个学科是这样的流行,而能开出这样的课,有这样一本书,能够做这样的课题。这个学科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的范围,开出的参考书目,它很完善等。它能够发展。从这些可以看出,蔡老师对这个学科所作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重大影响。蔡老师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从他的书和他的文章中去学习去体会,能够使蔡老师创立的这个学科发扬光大。  

宋瑾:我跟蔡老师认识是在1985年第三届美学研讨会上开始的。蔡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始终如一”,就像刚才各位所说的那样。最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能非常明确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包括在争论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非常深,你跟他的交往你会觉得先生非常真,而且能做到始终如一。包括我们在一起集体编写教材的时候,从海宏、邢维凯他们这些一直从中央音乐学院上学的,说到的(周)海宏的一句话,就说:我们这辈人敢于没大没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把蔡先生气得胡子一直发抖。后来海宏又说了一句话:这也是您们这一辈人把我们贯出来的。当然,这是一种说法,这就是说我们这是继承蔡老师这种精神,这是一种资源。另外,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受制于某一种什么,包括意识形态等。但是,就像海宏说的,你这么想,但是,你未必敢做出来。蔡老师就是一个楷模。所以,我觉得蔡老师为什么最后提出这么个问题,就是,他为什要开“士人格研究”这门课,他是希望我们,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继承传统士人格当中的优秀的品质,但他对传统知识分子人格有很多很多的批判。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课中把屈原与《史记》作者司马迁人格进行比较,那是“生”“死”的比较,人一辈子能过“生死关”的有几个人?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受到宫刑后,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理想。还有一种,就是坚持我这个气节,最后不要生命。这两者进行比较,这个题目非常大、非常大,我记得,我们课堂上讨论非常的激烈。后来,我们反过来问蔡老师,你有什么看法?没想到蔡老师非常坦率的说:在一定的时候,首先考虑忍辱负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耻辱是我个人的,我做出来的贡献是为人类的。我们后来又追问,如果你别无选择,你怎么办?他说:义无反顾,就是屈原的那一条道路。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也说明他这一生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我们院庆50周年的时候请他在阶梯教室做了一个讲座,他在那上面嚎啕啊,那是什么事情呢,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他就说他在“516“的时候,屈打成招,他经过仔细思考以后,他就讲了一个最最无关紧要的人,但是,他也明白,那个人后来也被抓了,他也知道那个人很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说才被抓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反正乱抓一气。可是为了这一件小小的事情,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样,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晚期了,他也知道不会对这个人构成怎么样,也就是把这个人抓来问一问。但就为这一件事情,他耿耿于怀一辈子,在那个讲座上,他嚎啕。这件事情给我是一个震撼,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放在心上。可见,蔡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了。所以,我要讲的第三句话,我认为海宏所说的那个,不用担心,自从跟蔡老师认识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他这个人已经就在你身上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看一个稿件,那怕是一个标点符号或者什么,如果你想偷工减料的时候,蔡老师就会出现,因为我们无论是集体编教材,或者一起判卷的时候,他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都一直感动着我,包括我在学报的那几年,有什么东西交给他,你是不用担心的,他会非常认真的给你做的很好。他对自己很严格,对学生、对学术都是非常严格的。这就使得你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无法偷工减料。  

他在病榻的时候,我跟张前老师负责“大百科”的音乐学分卷的一审、二审,我跟张前老师商量,他病了,我们就想不要让他审了,让我们来审。结果,他主动的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就和张前老师商量,如果不给他的话,看样子是不行了,他再三来电话,我们就拿一些比较短一点的稿子送到他的病房。后来返回来的稿件写得密密麻麻的,写得非常多。所以,一想起这些事情你怎能偷工减料?这正好应了一句话,蔡老师走了,但是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确确实实活在我们的心中。  

邢维凯:现在,每当提起蔡老师,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我这个刚刚四十出头的人,我认识蔡老师超过了30年,蔡老师的为人和他的学识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自己都无法估量。  

我不想多说了(悲恸而泣)。在我的一生当中,蔡老师从一个教我语文的老师,从专业到教我做学问,一直到入世。他使我知道了一个真正的“士”的形象,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学者的根本,尽管我一生也做不到,我可能做不到他那样的用功,甚至在病床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能坚持,至少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的人品。第三,他还让我知道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无论过去,蔡老师还在的时候,还是现在,蔡老师走了,每当我在做学问有懈怠的时候,每当感觉累了要放松一下自己回家过日子的时候,蔡老师的影子一直跟随着我。我觉得蔡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做学问、做人要强调良心的话,那么,蔡老师就是我们的楷模。谢谢大家。  

李起敏:音乐美学教研室一共七八个人,现在也都担负着中央音乐学院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有的是院长、有的是支部书记、有的是附中校长,有的是图书馆长、有的是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可是他们都没有忘记教研室,没有忘记蔡老师,都认为蔡老师对自己的人格、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下面,哪一个要发言?  

邓四春:我。我认识蔡老师是1992年在安徽师大上本科时,要考他的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我与他的认识,最早是写信,蔡老师很快给我回信给我寄资料,这是我当时意想不到的。我当时想,我跟他素不相识,就凭一封信就给我把资料寄来,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立志非考上蔡老师的研究生不可。此外,我想说,在我入学以后,蔡先生能够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这其中也包括博士考试入学以后,他能根据我和叶明春两人的兴趣,指导我们。他觉得我更适合搞近现代的部分,而叶明春更适合搞古代部分。先生在世的时候,就我的题目已经与先生讨论过了,但是蔡老师已经去世了,我呢,我将以我最大的努力,更好的完成我的课题,以报答蔡老师对我多年的期望之情。  

李起敏:我知道,还有好多同学有好多心里话要讲,由于冯先生身体不太好,她很难长时间坐在这里。大家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准备编辑出版蔡先生的纪念文集,希望大家写一点文章。另外,为了纪念蔡先生,我们在音乐学院7号楼201室建立了蔡先生纪念室,里面的资料还在不断的完善,希望大家参观。  

最后,我想讲几句话:  

非常感谢大家作了许多深情的,精彩的发言,同时感谢大家参加了今天的纪念会。我和蔡先生的交往,从他调到音乐美学教研室来以后,已经有23年之久。不管是学问上,还是人格上,我在他的身上受益非浅,大家所谈的一切和对他的怀念,我有深深的认同感。  

今天的这个会,我们为了纪念他,接触了他的学术思想,他的贡献以及高尚的人格。他的所有著述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他把这个核心贯穿到他的学术著作的始终,那就是,他对中国文化革故鼎新的终极关怀,他对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人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和独立人格的关注。这个思想贯彻于他的学术,更贯彻于他的社会批评,贯穿于他的所有文章当中,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他的思想焦点,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对前现代的中国现实/对集权体制采取不妥协的这样一个批判态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触着了一切腐败的根源,而他所批判的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的病根,是中国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病根。蔡先生的这种思想和态度代表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尤其是对自由的渴求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蔡仲德决不仅仅属于音乐学系,也不仅仅属于中央音乐学院,他属于整个学术界。  

蔡先生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同时又是一个极不普通的学者,一个思想斗士。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哲学教授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雨果在哀悼巴尔扎克的时候说过:“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思想家。”“上天在让人民面对崇高、奥秘甚至死亡加以思考的时候,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当一个高尚的灵魂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当他展开另外的看不见的翅膀消失在未知之乡的时候,我们心中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  

蔡仲德先生去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着足够的云翳来构成一个美丽的落照,他的思想将化为灵魂。我们系,我们教研室,作为同事,作为个人,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者,一个教授,一个朋友而自豪。谢谢大家。  

张伯瑜:最后,我代表音乐学系师生说一句话,蔡老师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系的师生没有人不读蔡老师的书。今后,冯老师、小玉,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请及时给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帮忙。  

(2003年5月27日凌晨4点整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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